王伯栋

王柏栋(1910年8月3日——1938年7月25日)出生于陕西商洛山区的丹凤县显神庙村。1929年夏,毕业于商洛镇西的两岭小学。后父亲把他送到河南荆紫关其岳父处学生意4个月后,他瞒着岳父,来到杨虎城属下的杨子恒部当兵,因他勤奋努力,又有文化,被当时任补充第四旅旅长的杨子恒所赏识,留在身边当勤务兵,不久,适逢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办教导队,杨子恒便保送王柏栋去南阳参加学习,1930年6月在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,经阎维良、王允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0年,国民党军阀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混战中原,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奉命讨伐冯玉祥,由南阳开赴洛阳,继而进驻西安。10月,经十七路军中党组织介绍,王柏栋与中共陕西省军委士兵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党的关系,根据组织安排,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,王柏栋仍回杨子恒旅。这时该旅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,王柏栋先后任见习警卫排长、连长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日寇侵我国土。“收复失地还我河山”。古城西安抗日怒潮风起云涌,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,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驱逐日本侵略者。王柏栋通过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学友米信公将《告西安各界人士书》、苏联《真理报》(中译版)等抗日救国传单秘密地散发到学生中,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爱国师生的斗争积极性,陕西第一师范学校、省立一中、省立二中以及市高中等校广大师生,先后掀起了诸如“驱逐师范学校校长侯培苍”、“反对蒋介石在西安建设陪都”等学潮。1932年2月,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,柏栋任警卫队政委。

1933年调任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长,一大队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后,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、连长、团参谋长、团政委。不久,柏栋奉命到陕北苏区工作,任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参谋处工作。11月,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。1934年春,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。

1934年秋,柏栋回陕南汉中、商洛一带了解地方情况,在故乡商洛镇,他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,给其学友米信公、刘焕尧等送《社会发展史》等革命书籍,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,给其二弟柏桢赠《政治常识本》,给商洛镇民团头目、他的故旧张虎森讲团结抗日的道理,劝说在地方民团当班长的三弟柏梁多学军事技能,待将来时机成熟时拉部队参加革命。在短短的两个月中,他一心一意地完成党交付的革命工作。白天,走亲串邻,夜间,总是在鸡叫后才和衣而睡。妻子埋怨,父母不解,他道歉。10月29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,他心潮激奋,用墨笔在其家西厦房墙上写了“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,终要度此血的惨辜(酷)生涯”等誓言。表达了革命者为了全人类的解放,不怕困难、视死如归的决心。就在柏栋回乡了解情况期间,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到陕南商洛,大部队西进后,留下的1支30多人的小分队,在队长程启文的领导下,活动于丹凤孙家山一带,而国民党军队准备三路“围剿”。得知这一情况后,柏栋一方面给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晓以大义,要他帮助红军小分队。然后,又冒雪奔上30余里外的孙家山,和程启文取得了联系,促成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。后当敌军“围剿”孙家山时,由于张虎森事前送了情报,小分队立即转移到外线作战,避免了损失。1935年3月底,王柏栋离开家乡赴陕北。9月,在“左”倾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。10月,中共中央到达陕北,下令纠正错误肃反,释放被关押人员。王柏栋被释放后到红一方面军工作,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。1936年6月又调任红十五军团总政治部地方科工作,继任敌工部科长。西安事变后,王柏栋随红十五军团回商州,因他是本地人,情况熟悉,仍搞地方工作。

1937年2月初,红十五军团北上甘肃庆阳整训。王柏栋因身体状况不佳,奉命留陕西省委做地方工作(对外是中国工农红军驻云阳镇的前敌总指挥部民运部干部)。8月底,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,开赴抗日前线,遂在云阳镇建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,王柏栋任地方科科长。卢沟桥事变后,中共中央发出了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通电,抗日烽火遍燃祖国大地,王柏栋正患病却一再向组织要求赴一线杀敌。根据工作需要,省委派他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。于1937年11月返回故乡,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他以两岭小学为据点,向师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,开展抗日救亡宣传,从中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。接着,又把活动范围扩大到龙驹寨、商州的一些学校及商洛镇一带的农村和联保组织内。经过一段工作,先后建立起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、“抗敌促进会”、“国难研究会”和“妇女救国会”等抗日群众组织。在此基础上,积极慎重地发展了王连成、刘丹东、彭一民、米信公、周文斌、王士哲、巩德芳、薛兴军等一批共产党员,建立了商洛镇、两岭村、商县中学3个党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。

到1938年6月底,中共商洛工委发展党员30余名。并有计划的把王连成、刘丹东等共产党员和部分民先队员派往中共中央党校、抗日军政大学、安吴堡青训班及省委党员训练班学习,为商洛山区其后的艰苦斗争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力量。在积极建立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,柏栋面对现实,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生动地运用于商洛山区的实际。他和党员们广泛结识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王佑卿、刘清源、刘筱斋等。以及地方民团头目和有影响的人士,如与王建三回乡少将刘松林等交往,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。在龙驹寨一带工作有了进展后,他又及时地把工作范围扩大到豫鄂陕边界地区及商洛西部山区。先是派其弟王柏梁和谢华等去商南大岭观,和这里活动的共产党员魏志毅联系,筹建豫鄂陕抗日游击纵队,虽因敌人破坏末果,但扩大了党的影响。后又派谢华等回到杨家斜山区进行活动,组织抗日力量。

1938年4月中旬,商县第六、七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为了扩充他的势力,煽动龙驹寨的国民党驻军收了商洛镇联100多支抢。柏栋遂组织周围1000多人,向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请愿,他被群众选为请愿代表,用大量的事实据理说服了马师长,悉数归还了枪支,大长了抗日民众的志气,灭了顽固派的威风。这样,他在当地名气顿时大增,极受民众的拥护,被选为商洛镇联的联队副。接着,他便把共产党员彭一民、张银治等3人派进常备队里任班长。正在这时,商洛山区出现了汉奸组织“复兴倒蒋保皇党”(“黑煞道”),企图利用农历月初古会全面暴乱。柏栋觉察到这一阴谋,即与当地驻军联系剿灭。在驻军的支持下,龙驹寨的道首陈会明所领的数百暴徒刚一起事就遭到了灭顶之灾。道首何根庆、薛长有在夜村起事,刚杀羊祭旗,就被他联系的地方武装剿灭。事后,柏栋即组织商洛镇周围数千民众,赴龙驹寨慰问驻军。在慰问大会上,他发表了鼓动人心的抗日演说。柏栋在商洛区点燃的抗日烈火愈烧愈旺,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如坐针毡,曾几次找柏栋“谈话”,而柏栋则义正言词地据理给予驳斥,驳得温良儒哑口无言。特别是第三次温良儒把柏栋“请”到龙驹寨下榻之处,两个人带着各自的观点,唇枪舌剑,从傍晚一直辩论到深夜。说到龙驹寨请愿要枪的事,温说:“你宣传抗日很好,不该弄得民众都上街示威。”柏栋说:“国难当头,要抗日必先有武器。商洛镇的武器被冯麟生收了,民众们赤手空拳,怎么去抗日?”温又发难道:“你搞抗日,我不反对,可你回来为啥不向我打招呼?”柏栋当即严正申明:“我一回来就向当地保甲组织说过了,至于他们是不是禀告你,那不干我事。”温良儒被激怒了,便使出无赖手段:“你要抗日到别处去,这里不容你胡闹。”而柏栋则用蒋介石的话堵他:“人不分男女老少,地不分南北东西,都有守土抗日之责。这是谁说的,专员一定知晓。拿这话衡量,你不觉得你的话说错了吗?”接着,他又说:“若专员不许我宣传抗日,就给我出个证明。”过后,柏栋舌战温良儒的故事,在商洛山里不胫而走。

1938年6月,中共陕西省委派赵希愚赴商洛视察工作。经过调查了解,证明王柏栋回商开展工作7个月,取得了很大成绩,但同时也指出他的缺点:在慰问骑兵第一师的会上,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,搞得太暴露了。考虑到今后的工作和他本人的安全,组织决定他立即返回省委。热情似火的柏栋,经过冷静的考虑之后,诚恳地接受了省委的批评。同时立即指示各地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,注意在学校、地方军队、保甲、农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,积极积蓄力量,慎重发展党员,坚决防止搞得太暴露。安排好了工作,王柏栋打算很快返回省委。然而,他万万没想到,敌人已准备向他下毒手。温良儒指示冯麟生买通土匪头子曹建勋,伺机暗杀王柏栋。7月25日黎明,曹率匪众到显神庙村,向柏栋连击数枪。党的好儿子、民族精英、商洛地区革命事业的播火者王柏栋就这样牺牲,英年28岁。噩耗传出,山河悲痛。8月1日,中共陕西省委在驻地云阳镇举行了追悼王柏栋大会,省委常委、统战部长汪锋代表省致悼词:“王同志的牺牲,不仅是共产党的一个损失,而且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补救的损失!”第二年,中共陕西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长张德生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写的《纪念“七一”与陕西共产党》一文中,颂扬了王柏栋,把他和刘志丹、谢子长、魏野畴、李子洲等著名烈士并提,说“这种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,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,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,中华民族的英雄、顶天立地的好汉”。

来源:西北革命历史网·人物简介

来源:《铜川英烈》· 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公室 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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